三九四 东家西家罢来往(四)

美味罗宋汤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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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从形势上看,四川的确是个好地方。然而再好的地方,没有实力也是白搭。不同于山东一窝窝的土贼,四川的土贼源远流长,时至崇祯十六年已经是动辄数万人马,呼啸川北,火器犀利。

    因为其中以摇天动、黄龙两股最为势大,所以称为摇黄十三家。

    张献忠在崇祯十七年八月收服了摇天动,实际上却不能调动这支五万众的人马,甚至还得分兵提防。

    李自成丢了陕西之后,不肯听顾君恩的建言,南下湖广受阻,只得再掉过头来,从汉中入川。先是,李自成任命黎玉田为四川节度使,怀仁伯马科统兵一万从汉中入蜀。这两人都是明朝降官,进占川北重镇阆中之后便驻兵难前。后又传来李自成兵败的消息,这支人马更是缺乏战意。

    然而张献忠也受困于实力不足,又要镇压西南土家势力,虽然在成都立国建号,但要说统合四川却也未必。

    朱慈烺迟迟没有对四川下手,除了要整编更多的山地师,便于大西南作战,同时也是因为四川局势太过复杂,处理不好难免有失威信。

    现在张献忠派了两个泰西传教士来传达投降的意图,正是因为他也觉得难以为继。

    不到迫不得已,谁都不会愿意去云贵山地。尤其是贵州,自古就是贫瘠之地。别说明代,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后。许多山村里都还穷得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云南更是瘴疠之地,西军多是北人。光是水土不服就能死上一片。

    朱慈烺将消息传给吴甡,正是想让吴甡试试风向。

    在实用主义眼中,现实利益远远大于面子。张献忠固然挖了朱家祖坟,但那是几辈子的祖宗了?朱慈烺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只要能够尽可能完整地拿下重庆、成都这两个重镇,为什么不能协商解决问题?

    当然,像朱慈烺这样的实用主义者在大明并非主流。崇祯帝早就颁诏:张献忠罪在不赦,其他人倒是可以赦免的。

    如果现在说要与西贼媾和,赦免张献忠。政治上势必会陷入被动。

    吴甡拿到消息之后,知道皇太子没有私下许诺,总算松了口气。他知道皇太子的意思,如果西贼归顺,拿下四川就可以彻底稳住秦岭以南,设在湖广的第一山地师就能从汉中展开反攻。

    然而要想朝廷公开赦免张献忠,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即便西贼戴罪立功。张献忠也未必能赦免。”蒋德璟为难道:“凤阳之变,实在是迈不过去的门槛。”

    “如果他擒杀了李自成呢?”孙传庭试探道:“李贼玷辱国宝,可不比张献忠罪轻。”

    蒋德璟眉头更是皱在一起,道:“这两人没一个能得赦的。”

    “二人都不能得免。”吴甡也无奈摇头道:“然而照殿下估算,要想彻底平定四川,当动用十万大军。牺牲之数恐近三成。若是张献忠、李自成肯降,只要五万众就能加以收编,牺牲不多于一成。更别说省下的民力、物力、财力。无论怎么看,都是收降为上。”

    “老先生大人如何看?”吴甡问首辅李遇知。

    李遇知仿佛才睡醒一般,喝了口茶。方才道:“殿下问的只是朝堂上能否有转圜余地,咱们拘于资质。实在想不到也无可奈何。”

    三人听了都有些轻松,但这几位大明顶尖的人物,又不甘心就此放弃。

    李遇知又道:“不妨问问殿下,拿天下孝道来换四川一省,是否上算,想必殿下是能做出这个取舍的。”见众人不语,李遇知这才拿出了首辅的架势,道:“《税法草案》修订稿还要尽快呈给殿下,再有,这东虏送来的国书,咱们也得尽快送去太原。”

    崇祯十八年四月二十九,一队东虏使者在明军的押送之下进了济南城。除了所谓的“正使”是满洲镶白旗人,其他都是投降的汉官。这种配置足以说明多尔衮心存猜疑,不敢派出真正的心腹来冒险。

    多尔衮在“国书”中再次强调了大清入关乃是为大明讨贼平乱,绝无半点非分之想。如果说之前多尔衮还在“国书”中要犬吠几句,抱怨大明不识好人心,那么这回的“国书”中已经是充满了哀怜,再没半点张狂之色。

    “九酋书信中,无非就是开运河换百姓。”蒋德璟道:“可呈御览?”

    蒋德璟还是牢牢抱着忠君的原则,虽然知道皇太子主事,但还是认为应该由皇帝拿主意。尤其是《税法》问题上,他与皇太子有着明显的分歧,难免与皇帝更贴近了几分。

    其他三位阁老直接忽视了进呈御览的话题。孙传庭道:“运河一开,百姓未必得救,东虏却肯定是得救了。”

    “现在东虏骑虎难下,就算退回关外,也是元气大伤,士气难振。”吴甡道:“说不定还会分崩离析。”

    在座的四位阁老都是朝廷重臣,却直到皇太子主事之后,他们才意识到“情报”竟然可以做到这般细致的程度,也才真正具有分析敌人内部矛盾的能力。若是让他们讲讲黄台吉执政时候的东虏,他们肯定会一片茫然,没有半点概念。然而现在北京城中,东虏的每一次朝会上谁说了什么,他们都能在五日之内拿到线报。

    与聪明人说话就是这点最好,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吴甡的论断,没有任何疑议。

    “国书肯定得由殿下来回,”孙传庭回到了问题的根源,“关键是内阁该给出一份怎样的票拟。”

    内阁最初只是个秘书机构,之所以能够夺权,正是因为“票拟”的存在。虽然从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顾“票拟”,以中旨行事,但结果肯定会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给事中封驳,丢人现眼,贻笑百年。

    在三杨主政时期,以及弘治、嘉靖、万历诸朝,只要首辅强势,票拟就能直接转为皇帝的“御批”。

    想当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贿赂内阁大臣,才让手诏成功地换成了票拟。

    崇祯一朝中旨凌驾票拟,还得感谢天启时候的魏忠贤擅权。后来文官操守尽丧,后期的阁老根本不愿承担责任,声称“只为票拟,不为宰相”,冯元飙因此而直言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现在国家既然还设立内阁,无论皇太子如何强势,甚至是将皇权握在手中,但票拟大权仍旧是内阁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绝对不可能有满清那般主命奴从。

    现在绝不是遏制君权,扩张臣权的时候。所以票拟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还要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最后才是让皇太子能够认同。

    内阁中,蒋德璟年轻聪明,孙传庭狠辣果敢,吴甡老谋深算,李遇知大智若愚,四人各展其能,商议良久,终于拿出一份在各方面都过得去票拟,命舍人誊抄之后封印送往太原。

    简单来说,内阁的意见是:不同意开运河,但允许“因粮换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粮食换取百姓。

    快马在济南、太原跑了个来回,带回来的批语却是:东虏乃建州叛民,不当以国论。国家可受其降书,诛杀首恶,宽宥平民。此。烺。

    如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皇权和臣权就此发生了冲突。不过这种事不同于关切自身利益的《税法》,所以没有拉锯讨论的价值。李遇知与吴甡两人很快定下基调,以皇太子令旨重新票拟,走完了法定程序,交由司礼监送呈皇帝御批。

    崇祯帝知道这是朱慈烺的意思,惯性地提笔了写了“可”字,然后才细读起来,权当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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