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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苏大夫需要去见几个重要人物，这些商人的钱和他们手下的选票对全省的政局来说可能无足重轻，但却是府议院争衡的重要砝码。
在广州政坛挣扎数年后，苏大夫和其他政界人物一样，视妥协为生存法宝，这个词在短短几年里就完全洗净了身上携带的贬损含义。根据广州现行的法律，每个人都可以将他月收入的百分之一捐献给他愿意支持的政界人物，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能够提供最多选票的人群同样也能提供最大的资金来源。可这仅仅是理论，因为收入低的人不会捐一分钱给政界人物，虽然现在他们不再单纯希望竞选者花钱买走他们手中的选票，但他们确实是要用这来交换好处的；真正能够提供资金的只有党派和有钱人在广州城内这就是商人的同义词。但是商人大多把钱贡献给党派和省议会，他们慷慨地把大笔的钱花在几大党中央、省卿院和总督府身上，就算没有花光法律许可的百分之一份额也所剩无几。剩下的一点点份额周围，盘旋着比秃鹫还要多、还要凶狠的府、县政界人物。这激烈的竞争常常导致人做出不明智的许诺，苏大夫看见过很多同行向商人许下了远超他能力范围的诺言，拿到了钱，但是激怒了选民输掉了选举。苏大夫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正是这种二百五让他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而蠢货是无法斩尽杀绝的，当前一批人被淘汰后，更多的新人会填补上他们的位置，幸好现在商人们精明了很多，他们在白白损失了大批的钱以后，学会不仅要关心政客的诺言，还要关心他们实践诺言的能力。经费和选票，苏大夫行走在两者之间的钢丝绳上，现在他已经把妥协理解为中庸。
冯氏皮革行在广州的分厂刚刚成立没有多久，分厂的掌柜笑盈盈地在门口迎接苏大夫，称他的大驾光临让这个新厂蓬荜生辉他也是皮革行的一个股东，在广州拥有全权。私下来说，苏大夫也和这位混得很熟了，平均每个月都能喝上几次酒。根据苏大夫幕僚的了解，这个厂的份额还有富裕，还能捐献出一笔钱来，虽然苏大夫不指望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捐献给国民党，也不指望对方将打算捐给广州国民党议员的钱都给自己，但是他希望至少能分到其中一部分。
这不是私人关系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苏大夫也肩负有党交给他的任务，现在他总是争取一箭双雕，力求为自己争取经费的同时完成党派下来的事情，这样还能从党部那边讨到一部分经费以前苏大夫总听说什么政党就像是一个师门，只要进去了就要跟着师门混，不问是非好坏地给师门壮声色，而师门也会罩着你、提拔你。但加入国民党后苏大夫才意识到以前那些传闻都是胡说八道，党派就是一个大商会，里面完全是**裸的买卖和交易，政党用政界的前途诱惑你，按着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购买你的劳动和效力，根据你的成绩发奖金而党派拥有的会计和精通算学的幕僚最多，没有谁能算计得过党魁，只有被算计的份。
和其他涉及军火制造的商人一样，广东冯氏皮革行的愿望是自相矛盾的，他希望广东政府和议院购买更多的武器，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少征志愿兵，因为随着志愿兵不断被征用到军队去，工人变得越来越昂贵。以前有军火商联名请求国民党提议：因为军火厂是为国效力，所以应该提供优惠和补贴来保证军火商的劳力，比如立法禁止招募具有军火厂工人为士兵。
国民党当然不敢提出这种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议案就会激怒其他行业、地主，虽然吕党魁很想要军火商的钱，但是他不认为有谁敢明目张胆地挑战现行商法中的商业平等原则。
“我们可是为国效力啊，”说起三大党都拒绝了军火商的要求，冯氏皮革行的这位股东犹自愤愤不平：“是在为国效力！”
“国家并没有要求你们效力，”苏大夫以朋友的身份取笑道：“国家是在花钱买你们的效力。”
“花我们的钱！”军火商指出他们一直在认真缴纳广东省税和广州地方税。
“也花了我的钱，花所有人的钱。”
在新建的厂房里，大批的铣削机床以前所未有的密集程度摆放在一起，军火商领着苏大夫参观了一个又一个的厂房，其中一间放着三十台车床，隆隆的机器声迫使参观的议员不得不冲近在咫尺的主人喊叫以完成沟通。
以前广东的这种大型加工厂都位于河边，福建也是一样，商人们乐此不疲地修筑了一个又一个的水坝，兴建起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重的水车，如同种树一般地在海边和河道两旁植满了风车。不过水力和风力依旧难以满足工厂对动力越来越大的需求，无论是水力还是风力都相当的不稳定，几十年来所有的商人都投入巨额的资金，把最优秀的工匠集中在一起研究如何能够让水力输出变得稳定，让机床的车削效果变得误差更小。这几十年来，只要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让动力输出变得稳定那他就可以一夜暴富，但是所有的人都失败了。
与此同时，地主和农民对商人滥修水坝的行为同样恨之入骨，三十年来是无休无止的明争暗斗，在官府面前扯皮、围绕着水坝工人和农民展开争夺战和保卫战。
这一切烦恼都随着蒸汽机的出现而终止了，在南明最危险的永昌二年，齐国公宣布新式的动力机完成了小型化和廉价化，齐国公在把这种价值连城的新式动力机介绍给南方最有实力的几个机器制造商后宣布放弃了他的专利权，把制造许可免费赠给每一个人，而且宣布他的专利权将不涵盖未来出现的改进，所有对新式动力机做出改进的商人将获得完全的专利权。
越来越多的新式动力机被制造出来，南方的制造商远离了他们争夺、捍卫了几十年的沿河领地，把工厂搬迁到空旷的土地或人口稠密城镇地区。
走出车间后苏大夫把对方递给他的零件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光滑表面上的螺纹完美无缺。
“比多年的老师傅做得还要好，”军火商人对苏大夫说道：“如果把订单给我... -->>
今天下午苏大夫需要去见几个重要人物，这些商人的钱和他们手下的选票对全省的政局来说可能无足重轻，但却是府议院争衡的重要砝码。
在广州政坛挣扎数年后，苏大夫和其他政界人物一样，视妥协为生存法宝，这个词在短短几年里就完全洗净了身上携带的贬损含义。根据广州现行的法律，每个人都可以将他月收入的百分之一捐献给他愿意支持的政界人物，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能够提供最多选票的人群同样也能提供最大的资金来源。可这仅仅是理论，因为收入低的人不会捐一分钱给政界人物，虽然现在他们不再单纯希望竞选者花钱买走他们手中的选票，但他们确实是要用这来交换好处的；真正能够提供资金的只有党派和有钱人在广州城内这就是商人的同义词。但是商人大多把钱贡献给党派和省议会，他们慷慨地把大笔的钱花在几大党中央、省卿院和总督府身上，就算没有花光法律许可的百分之一份额也所剩无几。剩下的一点点份额周围，盘旋着比秃鹫还要多、还要凶狠的府、县政界人物。这激烈的竞争常常导致人做出不明智的许诺，苏大夫看见过很多同行向商人许下了远超他能力范围的诺言，拿到了钱，但是激怒了选民输掉了选举。苏大夫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正是这种二百五让他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而蠢货是无法斩尽杀绝的，当前一批人被淘汰后，更多的新人会填补上他们的位置，幸好现在商人们精明了很多，他们在白白损失了大批的钱以后，学会不仅要关心政客的诺言，还要关心他们实践诺言的能力。经费和选票，苏大夫行走在两者之间的钢丝绳上，现在他已经把妥协理解为中庸。
冯氏皮革行在广州的分厂刚刚成立没有多久，分厂的掌柜笑盈盈地在门口迎接苏大夫，称他的大驾光临让这个新厂蓬荜生辉他也是皮革行的一个股东，在广州拥有全权。私下来说，苏大夫也和这位混得很熟了，平均每个月都能喝上几次酒。根据苏大夫幕僚的了解，这个厂的份额还有富裕，还能捐献出一笔钱来，虽然苏大夫不指望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捐献给国民党，也不指望对方将打算捐给广州国民党议员的钱都给自己，但是他希望至少能分到其中一部分。
这不是私人关系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苏大夫也肩负有党交给他的任务，现在他总是争取一箭双雕，力求为自己争取经费的同时完成党派下来的事情，这样还能从党部那边讨到一部分经费以前苏大夫总听说什么政党就像是一个师门，只要进去了就要跟着师门混，不问是非好坏地给师门壮声色，而师门也会罩着你、提拔你。但加入国民党后苏大夫才意识到以前那些传闻都是胡说八道，党派就是一个大商会，里面完全是**裸的买卖和交易，政党用政界的前途诱惑你，按着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购买你的劳动和效力，根据你的成绩发奖金而党派拥有的会计和精通算学的幕僚最多，没有谁能算计得过党魁，只有被算计的份。
和其他涉及军火制造的商人一样，广东冯氏皮革行的愿望是自相矛盾的，他希望广东政府和议院购买更多的武器，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少征志愿兵，因为随着志愿兵不断被征用到军队去，工人变得越来越昂贵。以前有军火商联名请求国民党提议：因为军火厂是为国效力，所以应该提供优惠和补贴来保证军火商的劳力，比如立法禁止招募具有军火厂工人为士兵。
国民党当然不敢提出这种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议案就会激怒其他行业、地主，虽然吕党魁很想要军火商的钱，但是他不认为有谁敢明目张胆地挑战现行商法中的商业平等原则。
“我们可是为国效力啊，”说起三大党都拒绝了军火商的要求，冯氏皮革行的这位股东犹自愤愤不平：“是在为国效力！”
“国家并没有要求你们效力，”苏大夫以朋友的身份取笑道：“国家是在花钱买你们的效力。”
“花我们的钱！”军火商指出他们一直在认真缴纳广东省税和广州地方税。
“也花了我的钱，花所有人的钱。”
在新建的厂房里，大批的铣削机床以前所未有的密集程度摆放在一起，军火商领着苏大夫参观了一个又一个的厂房，其中一间放着三十台车床，隆隆的机器声迫使参观的议员不得不冲近在咫尺的主人喊叫以完成沟通。
以前广东的这种大型加工厂都位于河边，福建也是一样，商人们乐此不疲地修筑了一个又一个的水坝，兴建起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重的水车，如同种树一般地在海边和河道两旁植满了风车。不过水力和风力依旧难以满足工厂对动力越来越大的需求，无论是水力还是风力都相当的不稳定，几十年来所有的商人都投入巨额的资金，把最优秀的工匠集中在一起研究如何能够让水力输出变得稳定，让机床的车削效果变得误差更小。这几十年来，只要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让动力输出变得稳定那他就可以一夜暴富，但是所有的人都失败了。
与此同时，地主和农民对商人滥修水坝的行为同样恨之入骨，三十年来是无休无止的明争暗斗，在官府面前扯皮、围绕着水坝工人和农民展开争夺战和保卫战。
这一切烦恼都随着蒸汽机的出现而终止了，在南明最危险的永昌二年，齐国公宣布新式的动力机完成了小型化和廉价化，齐国公在把这种价值连城的新式动力机介绍给南方最有实力的几个机器制造商后宣布放弃了他的专利权，把制造许可免费赠给每一个人，而且宣布他的专利权将不涵盖未来出现的改进，所有对新式动力机做出改进的商人将获得完全的专利权。
越来越多的新式动力机被制造出来，南方的制造商远离了他们争夺、捍卫了几十年的沿河领地，把工厂搬迁到空旷的土地或人口稠密城镇地区。
走出车间后苏大夫把对方递给他的零件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光滑表面上的螺纹完美无缺。
“比多年的老师傅做得还要好，”军火商人对苏大夫说道：“如果把订单给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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