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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杭州的功绩，至于劝降大批顺军一事郁董则以“严颜第二”自诩，把给明军带路与张飞入川一事相提并论。贺飞虎弃守南京、许平围攻淳化正急时，突然有人爆出黑幕——郁董秘密制造了大批黑衣黑旗，当真不怕死的《泉州日报》记者去杭州质问郁董意欲何为时，郁董竟然不但没杀人，还亲自出来解释说他的意图是化妆成顺军以寻找伏击的机会（至于是伏击明军还是伏击顺军则只字未提），力称此举深合兵法——从那以后南方报纸就普遍用“大兵法家”或“大军事家”来称呼郁董。同样有记者曾就此问题询问过第六军军长贺飞虎，当时因为战事紧急而忙得不可开交的贺飞虎是这样回答记者的：“如果淳化不丢，本将深信郁将军对国家的忠诚。”，后来记者虽然一再追问淳化丢了又会如何，贺飞虎却拒绝回答。而龙潭的陈伟则远没有贺飞虎沉得住气（议会师有一个团就不得不留在后方防备各路友军的突然袭击而不能上前线对抗顺军），他在被记者问烦后大叫道：“凡事都要往好的一面看，如果淳化丢了，那下次就又轮到许将军和郁将军并肩作战了！”；
还有齐国公本人，被天下人视为大明擎天柏玉柱的两朝重臣，也全速向着曹丞相的方向发展。
因此听到夏完淳那声冷笑后，对他不屑有所误解的人都觉得洪承畴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大家更忍不住想到，就是夏完淳不也投过闯么？陈子壮这样的大名士是没有叛国，不过他不也领着一群人叛出师门，连老宗师钱领袖都不认了吗？现在这世道，谁还能比谁强啊？
“我说辽藩是暴秦复生，绝非信口雌黄。”夏完淳在辽东的相关见闻数不胜数，他随手就挑了个典型：“当初商鞅的《垦令》是怎么说的？”
法家认为如果百姓有思想就不会好好“垦草”——垦草就是种地，所以除了土地国有化禁止商人来收购粮食外，也不能允许百姓旅游，因为游历会让人增长见识——哪怕就是去隔壁村也不好，交流就会提高思考的频率，所以商鞅立法禁止全秦的老百姓走亲访友或旅游，还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身份介绍信，如果没有这个证明是官府公派外出的话则各地驿站一律不许允许其人入住——百姓不旅游了也能多节省些力气用来给秦国的国有制土地垦草。
夏完淳告诉大伙儿辽藩已经把身份介绍信制度恢复了。
此外，为了强化“垦草”，商鞅还严禁秦境内曲艺流传，《垦令》里规定所有的诗歌唱曲都要消灭，商鞅认为如果百姓没有文艺活动的话，他们就只好乖乖回家睡觉，大牲口们晚上睡足了觉，早上就可以更早地起床去“垦草”。
这个现在辽藩也在执行，不过夏完淳发现辽藩做的更绝，不是像以前法家那样粗暴地消灭所有戏曲，而是把所有以前的曲艺诗唱都宣布为“志淫”（这词也是商鞅的发明，被法家用来形容一切中国人的艺术活动：歌唱、舞蹈、美术、诗词……）的靡靡之音，而辽王府则编写了一些模板戏曲，全是宣传辽王伟大、辽王仁爱、辽王是辽东人民的天赐领袖之类的内容，除了这些外其他的一概禁止。
最后夏完淳还提到一点，那就就是辽藩还几乎全盘继承了商鞅的赏罚思想，韩非一向强调人主要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可商鞅虽然在韩非前面其实却更狡猾，商鞅说收拾百姓除了要“劫以刑”，更要“驱以赏”，当然，商鞅和韩非一样承认赏罚公平是愚不可及的，所谓刑五赏五为最下，不过商鞅主张要适当地给赏以用作刑的辅助手段，他认为最合适的比例莫过于“刑九赏一。”比如对于被贬为奴隶的罪犯（根据商鞅的法律，在大街上迈步的步子过大都是罪犯，都要贬为奴隶。），商鞅主张应该每判十个罪犯就允许其中工作最好的那一个自赎，这样可以刺激所有的奴隶拼命为秦王工作。当然商鞅这个驱以赏的本质还是为了让劫以刑运行得更好，所以这种自赎的奴隶还是和正常人不同，如果他此后的工作成果小于他赎身时的工作量，那还是要重新被贬为奴隶——这个威胁可以保证赎身奴隶也为秦王拼死拼活地干一辈子。
夏完淳在辽藩看到数目惊人的“心怀怨望派”，辽王府给所有地区都规定了发现“心怀怨望派”的人数比例，各级官府鼓励互相检举、彼此告发，凭着一句话甚至仅仅因为官员的直觉就把一个人定为成心怀怨望派，像商鞅倡议的一样在社会上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刑徒集团来震慑其他百姓。
当然，既然要学就学到底，在夏完淳抵达后不久辽王宣布要按照治病救人的原则宽大处理这些心怀怨望派，他们如果积极学习辽王的《辽东记略》，努力在劳动营处为提高辽东人民幸福指数而工作的话，就有可能被认为已经悔改从而摆脱“心怀怨望派”的身份。
据夏完淳所知，对这部分人辽王府也把商鞅的处理办法学了个十足十：即被认定为悔改积极分子的“心怀怨望派”将得到“悔改的心怀怨望派”称号，他们会继续被监视，如果他们的工作热情有所下降，或是不比正常人更积极努力地学习《辽东记略》的话，他们就会立刻丢掉“悔改的心怀怨望派”的身份，又一次成为需要去被关押起来集中学习劳动的“心怀怨望派。”
“这是董少杰的文章，写在《辽东人民观察家》上的，”夏完淳拿出今天早上才收到一份报纸，展示给谈天的同僚们：“董少杰说引用海水灌溉农田是可能的。”
“什么？”无数声惊叫响起，不仅为这个判断，还是因为董少杰的名头，很多在座的人都知道他曾是齐国公手下的著名农业专家，还是泉州大学里的农业学权威。
不久以前，辽东某村宣布通过充分学习《辽东记略》，海水和淡水混合灌溉法被发明出来了，这是全新的农业技术发明，是只有在辽王伟大领导下才能发生的人间奇迹。现在全辽群起效仿，谁要是说做不到显然就是没有认真学习《辽东记略》，而如果质疑他人的成绩那更显然是心怀怨望派。
而董少杰的这篇文章就是从农学上解释为什么这种奇迹能发生：他说其实肥料水也是一种盐水，和海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肥料和淡水混合可以提高庄稼产量那么海水只要正确使用也可以做到。董少杰还专门指出，以往之所以没有用海水灌溉完全是因为是守旧思想在作祟，而现在辽东人民在阅读了《辽王记略》后思想充分解放，所以就举一反三地提出这种能大大增加粮食产量、减少肥料消耗的技术来，这雄辩的证明了辽藩同工同酬制度的先进性——用海水灌溉田地确实是只可能发生在辽藩下的人间奇迹，商鞅都做不到。
“如果董少杰不想打成心怀怨望派的话，他就得附和辽王府的指鹿为马。”夏完淳从其他人脸上看到了惋惜、疑惑、不能置信和一丝不屑，最后这个表情让夏完淳忍不住替远在辽东的那个农业权威辩护道：“董先生说出的这番话不是在他自己的耻辱，而是辽王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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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杭州的功绩，至于劝降大批顺军一事郁董则以“严颜第二”自诩，把给明军带路与张飞入川一事相提并论。贺飞虎弃守南京、许平围攻淳化正急时，突然有人爆出黑幕——郁董秘密制造了大批黑衣黑旗，当真不怕死的《泉州日报》记者去杭州质问郁董意欲何为时，郁董竟然不但没杀人，还亲自出来解释说他的意图是化妆成顺军以寻找伏击的机会（至于是伏击明军还是伏击顺军则只字未提），力称此举深合兵法——从那以后南方报纸就普遍用“大兵法家”或“大军事家”来称呼郁董。同样有记者曾就此问题询问过第六军军长贺飞虎，当时因为战事紧急而忙得不可开交的贺飞虎是这样回答记者的：“如果淳化不丢，本将深信郁将军对国家的忠诚。”，后来记者虽然一再追问淳化丢了又会如何，贺飞虎却拒绝回答。而龙潭的陈伟则远没有贺飞虎沉得住气（议会师有一个团就不得不留在后方防备各路友军的突然袭击而不能上前线对抗顺军），他在被记者问烦后大叫道：“凡事都要往好的一面看，如果淳化丢了，那下次就又轮到许将军和郁将军并肩作战了！”；
还有齐国公本人，被天下人视为大明擎天柏玉柱的两朝重臣，也全速向着曹丞相的方向发展。
因此听到夏完淳那声冷笑后，对他不屑有所误解的人都觉得洪承畴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大家更忍不住想到，就是夏完淳不也投过闯么？陈子壮这样的大名士是没有叛国，不过他不也领着一群人叛出师门，连老宗师钱领袖都不认了吗？现在这世道，谁还能比谁强啊？
“我说辽藩是暴秦复生，绝非信口雌黄。”夏完淳在辽东的相关见闻数不胜数，他随手就挑了个典型：“当初商鞅的《垦令》是怎么说的？”
法家认为如果百姓有思想就不会好好“垦草”——垦草就是种地，所以除了土地国有化禁止商人来收购粮食外，也不能允许百姓旅游，因为游历会让人增长见识——哪怕就是去隔壁村也不好，交流就会提高思考的频率，所以商鞅立法禁止全秦的老百姓走亲访友或旅游，还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身份介绍信，如果没有这个证明是官府公派外出的话则各地驿站一律不许允许其人入住——百姓不旅游了也能多节省些力气用来给秦国的国有制土地垦草。
夏完淳告诉大伙儿辽藩已经把身份介绍信制度恢复了。
此外，为了强化“垦草”，商鞅还严禁秦境内曲艺流传，《垦令》里规定所有的诗歌唱曲都要消灭，商鞅认为如果百姓没有文艺活动的话，他们就只好乖乖回家睡觉，大牲口们晚上睡足了觉，早上就可以更早地起床去“垦草”。
这个现在辽藩也在执行，不过夏完淳发现辽藩做的更绝，不是像以前法家那样粗暴地消灭所有戏曲，而是把所有以前的曲艺诗唱都宣布为“志淫”（这词也是商鞅的发明，被法家用来形容一切中国人的艺术活动：歌唱、舞蹈、美术、诗词……）的靡靡之音，而辽王府则编写了一些模板戏曲，全是宣传辽王伟大、辽王仁爱、辽王是辽东人民的天赐领袖之类的内容，除了这些外其他的一概禁止。
最后夏完淳还提到一点，那就就是辽藩还几乎全盘继承了商鞅的赏罚思想，韩非一向强调人主要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可商鞅虽然在韩非前面其实却更狡猾，商鞅说收拾百姓除了要“劫以刑”，更要“驱以赏”，当然，商鞅和韩非一样承认赏罚公平是愚不可及的，所谓刑五赏五为最下，不过商鞅主张要适当地给赏以用作刑的辅助手段，他认为最合适的比例莫过于“刑九赏一。”比如对于被贬为奴隶的罪犯（根据商鞅的法律，在大街上迈步的步子过大都是罪犯，都要贬为奴隶。），商鞅主张应该每判十个罪犯就允许其中工作最好的那一个自赎，这样可以刺激所有的奴隶拼命为秦王工作。当然商鞅这个驱以赏的本质还是为了让劫以刑运行得更好，所以这种自赎的奴隶还是和正常人不同，如果他此后的工作成果小于他赎身时的工作量，那还是要重新被贬为奴隶——这个威胁可以保证赎身奴隶也为秦王拼死拼活地干一辈子。
夏完淳在辽藩看到数目惊人的“心怀怨望派”，辽王府给所有地区都规定了发现“心怀怨望派”的人数比例，各级官府鼓励互相检举、彼此告发，凭着一句话甚至仅仅因为官员的直觉就把一个人定为成心怀怨望派，像商鞅倡议的一样在社会上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刑徒集团来震慑其他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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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董少杰的文章，写在《辽东人民观察家》上的，”夏完淳拿出今天早上才收到一份报纸，展示给谈天的同僚们：“董少杰说引用海水灌溉农田是可能的。”
“什么？”无数声惊叫响起，不仅为这个判断，还是因为董少杰的名头，很多在座的人都知道他曾是齐国公手下的著名农业专家，还是泉州大学里的农业学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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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少杰的这篇文章就是从农学上解释为什么这种奇迹能发生：他说其实肥料水也是一种盐水，和海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肥料和淡水混合可以提高庄稼产量那么海水只要正确使用也可以做到。董少杰还专门指出，以往之所以没有用海水灌溉完全是因为是守旧思想在作祟，而现在辽东人民在阅读了《辽王记略》后思想充分解放，所以就举一反三地提出这种能大大增加粮食产量、减少肥料消耗的技术来，这雄辩的证明了辽藩同工同酬制度的先进性——用海水灌溉田地确实是只可能发生在辽藩下的人间奇迹，商鞅都做不到。
“如果董少杰不想打成心怀怨望派的话，他就得附和辽王府的指鹿为马。”夏完淳从其他人脸上看到了惋惜、疑惑、不能置信和一丝不屑，最后这个表情让夏完淳忍不住替远在辽东的那个农业权威辩护道：“董先生说出的这番话不是在他自己的耻辱，而是辽王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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