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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军户子弟在明未实质上已经和民户在政治待遇上相差无几，世袭的军官得到是传统儒学教育，那些为考武举而设定的教学内容空泛而不实际，军官得靠资历逐级晋升，所掌握的战争知识主要依靠在内战外战中的自学摸索，长辈、同僚的言传身教，士兵阶层则更沒有任何系统的军事知识培训，至多学习一些诸如队列和兵器的使用，甚至根本沒有训练。
因此，尹峰无法参考中国现有的所有军事制度，只能在借鉴西方火器时代军事制度基础上设计中华公司的近代化军队体制，这对于文化程度很低的海盗、渔民、农民等阶层來说，在训练过程中就会淘汰一大批人，因此，尹峰采取的是典型的精兵路线，肃然护卫队包括水军、步军、骑军、炮兵总计20000人（不包括半脱产的庄丁队），但是军费开支一点也不比朝廷在九边养兵几十万人耗费的少。
这些费用除了每年的额定费用外，超出的部分全是尹峰用自己的那份股份分红在开支，加上李丽华提供的一部分费用，因此，护卫队等同尹峰的私兵，这并不是尹峰创立这支军队时的初衷，但是现在董事会部分成员的不合作态度，逼得他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养兵。
中华军的完整军官、士官、新兵、后勤制度已经在这五年里渐渐完善起來，军校培养的第一代士官生、新晋军官已经进入部队基层，中华护卫队正进入快速稳定发展阶段，这时候稳定增长的军费就成为了这一切的基础。
尹峰这些天在为军费开支烦恼，听闻倭寇即将对琉球动手，更加烦躁不安。
大规模的扩军势在必行，但是军费成了瓶口，这是尹峰最为恼火的地方，中华公司有钱，整个大明帝国的田赋税收都不如中华公司每年贸易利润多，然而，那些董事会里的商人普遍地认为中华军已经够强了，和官府也已经谈和，暂时是不需要扩军备战了，尹峰也不想破坏自己设立的规矩：重大经费开支和重要的行动必须通过董事会商议决定，因此时近年尾，明年的军费开支额度一直都沒确定下來。
但是对倭寇作战的准备工作不能停，除了同级别的“马尼拉号”将常驻吕宋岛外，飞字号的战舰已经全部聚集到台湾港， 加上台湾船厂建造的900吨级、60门大炮的飞鹰号，总计有飞虎、飞豹、飞狼、飞鹰四艘大型战舰。
其余担任护航和兼做运输商品用的20艘三桅大型福船，常驻台湾、澎湖的10艘三桅福船、50艘两桅福船，上百艘小型帆船和渔船齐聚魍港和鸡笼淡水等地，这是中华公司水军成军以來，最大的一次集结了，赵铁的“狂飙团”将出战琉球，眼下正分批北上在台北地区集结，将在明年三月份前出发北上。
中华军作战部的年轻军官们，在老将军陈第和葡萄牙老雇佣兵库特雷等一些外籍军官带领下，正在沒日沒夜地策划作战方案，针对日本人的战争就沒必要对西洋人保密了，所以这一次作战的参谋班底包括了大量外籍军官。
马加罗训练的黑人亲卫队已经扩充到了150人，颜思齐的军校学生军在剿灭大肚番国的战斗中立功不少，当先冲入刚仔辖社，俘虏了国王（部落联盟首领）刚仔辖（这是大肚番国国王的姓），于是，尹峰批准颜思齐成为新编的独立营营长，主要士官、军官都是学生军中的干将，因此人称“童子军”。
……
中华公司正在集结兵力备战，萨摩岛津家方面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训练士兵，各地络绎不绝來到萨摩藩的浪人武士在年尾时已经达到了1000人之多，岛津家此战虽然得到德川幕府的批准，但也不想因为聚集一堆浪人惹得骏府的德川家康不满，主动让前來监督备战情况的幕吏山口直友掌管浪人武士组成的“拔刀队”，伊达政宗派出支援的500名士兵、100名武士也已经启程。
达斯马里纳斯修道士成了岛津家的练兵总管，每日在操场上不辞辛劳地训练铁砲手，日本人的吃苦耐劳精神还是能够适应它的魔鬼训练的，只是，此刻的修道士完全不像一个上帝的传教士，根本就是一名铁血的西班牙军人。
尹峰重视情报工作是世人皆知的，但是对于封闭的日本国内情况，或者是萨摩藩的行动中华公司想尽办法也只能从间接渠道探听；外国传教士、商人或浪人。
陈衷纪这些天已经往首里崇元寺好几趟了，企图拜见崇元寺的副主持宜谟里主。
琉球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往來，往往是由僧人作为使节的，这位副主持宜谟里主刚刚前往日本国出使回來，陈衷纪想向他打听一些日本国的情况。
琉球国这次出使，主要就是为解释琉球国无法派遣正式“谢恩使”的。
所谓“谢恩使”，完全是幕府和萨摩藩的无理取闹，自万历三十年(庆长七年﹑公元1602年)﹐先后发生了数起琉球国漂流船只事件，第一宗为琉球船只漂流到仙台藩(公元1602年)﹐第二次漂流到平户(公元1603年)﹐第三次是派往明朝的贡船﹐也漂流到了平户，每次漂流船只事件﹐都在家康特别指示下﹐受到安全遣返，尤其是最后一次﹐家康想重开对明朝贸易的企图已经破灭﹐所以就更加用心处理，可以说﹐家康期待琉球的船只失事漂流到日本﹐越多越好﹐藉此向琉球施恩﹐使之对日本遣送之情心存感激﹐进而得到琉球在对明朝外交上的帮助。
家康将护送琉球船员的任务交付岛津家﹐不得有所怠慢﹐务必保证琉球人的生命安全，同时命岛津致函琉球中山王，要求琉球国派遣“谢恩使”，家康对此高度重视﹐无非想令琉球感受到日本的好意，但是，萨摩是琉球与日本沟通的窗口，历史上岛津家与琉球国素无深交，原因不外是岛津家恃强凌弱﹑对琉球的高亢态度，早在室町时代，萨摩就单方面宣称琉球是岛津家的附庸(其实是毫无根据)，这是琉球国一向所厌恶的，由于岛津家从未将琉球作为一个独立的﹑与日本对等的国家看待﹐处处羞辱琉球，所以琉球一直对岛津家敬而远之，若即若离，而这次日本居然要求琉球向家康派遣谢恩使(按规矩只能向上国派遣谢恩使)﹐无疑又在间接羞辱中山王，当时琉球国掌权的是亲明派的谢名亲方郑迥，对于日本的要求坚决反对﹐认为不应该向趾高气扬的日本派遣任何形式的使节，结果，经过萨摩的多次催促，琉球国方面依旧无意派遣正式使节來日本答谢家康遣送琉球船员的恩惠。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明朝的册封使夏子阳前往琉球册封尚宁，日本不得不发出最后通牒﹐威逼琉球立即派遣谢恩使前往日本，但是﹐琉球最终以为接待册封使为由﹐只派出了崇元寺的僧侣宜谟里主前往日本解释琉球国无法派遣正式使节之事，同时﹐岛津方面也派遣乌原宗安前往琉球﹐将萨摩的书信呈递中山王尚宁﹐执意要求琉球尽快派遣正式使节，1608年(日本庆长十三年)，岛津氏根据幕府的命令，派遣大慈寺僧龙云前往琉球，再次督促琉球国派使者來“谢恩”。
这种挑战大明朝宗主权的行动，明朝应该在琉球贡使的报告中多少知道了一点，但是明朝对日本国内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整个朝廷浑浑噩噩地在内部勾心斗角中，根本无心理会几千里外的藩国命运。
当日本侵略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刻，琉球国统治者却也沒想过明军会为此出兵，因此琉球国内也在备战，无奈国小力弱，琉球感染明朝文弱之风也太多了一点，军事武备松弛，除了谢名亲方郑迥一派少数人认认真真地备战，其余大多数琉球贵族地主都是在混日子、得过且过。
陈衷纪非常担忧眼下的琉球局势，但是他努力了大半年，却根本无法说动任何一个琉球实权人物支持他，谢名亲方郑迥也是对中华公司毫无信心，虽然批准了中华商馆的建立，但是却再也不许中华公司增加驻馆的人数了，因此，陈衷纪手下能战之士，只有自己带來的和后期陆续赶到的第四团老兵200名，特种营战士30名，另外就是驻馆的伙计、仆役、书办等人，大多数虽然经过军训，却都是从未真正动过刀枪的半吊子，随着商船陆陆续续归国，那霸港的中国水手也越來越少，最终只有20多名水手因病留在琉球过冬。
开春前后，萨摩藩的大军可能就会打來了，陈衷纪已经急得虚火直冒了，但是崇元寺的副主持宜谟里主却非常的有耐心，非但以举办法会为由晾了纪仔三天，今天总算召见了陈衷纪，却一见面就玩起了茶道。
从正午到黄昏，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下來时，僧人点着了蜡烛，盘桓了半天一无所得的陈衷纪正沮丧地打算告别，一直就在东拉西扯大明风物的宜谟里主却开口道：“陈施主是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