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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
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
“这本词典虽然不是百科性词典，但由于语言背景比较特殊，涉及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及与宗教有关的词条，也用简单的文字略加介绍，免得读者无处查阅。”车洪才说，自己有时候转了一上午，为了确定一个词，而有时，一天也搞不出几个词。
他和搭档整理10万张词汇卡
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
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x15cm规格的卡片。
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然而，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办公室装修，他发现卡片竟被工人们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发了一通脾气以后赶紧将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验后发现还是少了很多。
“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搬回家的卡片就这么放着，车洪才看一眼都觉得心里难过，“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
当年的任务被渐渐遗忘
10万张词汇卡抄写完成，词典的编著工作进度是70%。正当任务讲稿完成时，车洪才与他的搭档的人生经历变化，任务渐渐被遗忘。
“好像没有人再提起这本词典，它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后期的主要编纂者之一张敏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变化的时代里，大家都各搞各的工作去了。
在车洪才提交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材料中，团队有6个人。车洪才与张敏是主编，最早参与进来的宋强民也在编纂团队名单里。
宋强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国，车洪才自己的命运也因国家安排而不断变化，编纂词典的任务无暇顾及。
当年踌躇满志地接下编纂词典的任务，到2012年小心翼翼地拿着材料走进商务印书馆，历经34年。其间，车洪才回校教书，参与新专业建设，借调外交部在中东从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车洪才和张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图语，其间为教学筹备编写了4本普什图语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图语软件的缺乏，文字书写差异在编写教材中难以克服。直到2003年，车洪才在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找到一款普什图语软件。
普什图语词典的任务也在2008年前后得以恢复。此时车洪才和张敏教完两届学生，正式退休。两人没有事务牵挂，一碰头，决定就做了出来——将词典剩下的部分做完。
“国家与个人都在经历变迁，从中阿关系，到商务印书馆，也都在变化着。”商务印书馆外语室主任崔燕试图向北青报记者解释国家任务为何被遗忘。但最后，她也说不太清楚其中原委。“情况变化太大了。”崔燕说。
“他的团队人太少。”崔燕对比大部分中型以上词典的编纂工作，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团队的工作。崔燕回忆，当车洪才拿着词典的材料来到商务印书馆时，外语室编の辑团队心生敬佩，决定要做出这本词典。
“这个群体，多是不计名利，把文化传承视为担当。”崔燕从这位老教授身上看到老一代辞书人的典型特质，“你要知道，编纂一本词典，并不能作为科研项目，很多年轻的学者并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
如今所见的重要辞书《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是在1975年列入国家任务的。生于同时代的许多词典早已赫赫有名，而《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还待出の版。
老教授：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
北京青年报（以下简称北青报）：知道普什图语的人并不多，您是如何接触到这门语言的？
车洪才：1957年，我考上北京外语学院学习英语，大三时，国家有指示，从全国外语类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人学习小语种。考虑到小语种叫法有歧义，那时叫非通用语。可以去的国家有十几个，我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阿富汗的喀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普什图语。
当时，面对组织分配，没有挑选可言，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我们受到那一代的教育，具有那一代人的典型特点。
北青报：您是如何接下词典编纂任务的？
车洪才：1975年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制定了辞书出の版计划。计划中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承办。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借调到北京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任务交给电台，电台交给我们组，几经变化，任务又交给了我。
1978年，我带着编写词典的任务从国际台回到外语系，借调来一位改了行的毕业生作我的助手，以商务印书馆提供的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簒。
北青报：词典编纂的工作后来怎么停止了？为什么又再度编纂？
车洪才：当时大家都不考虑这个任务了。宋强民后来移民去了美国。我整年编写词典长期没有为系里做工作，1982年外语系要增开国际新闻专业，抽调我外出进行生源调查，论证开办国际新闻专业的可行性。后来，又去了外交部，忙于其他事，词典就被搁置了。我与宋强民后来见了一面，我们俩都没有提这件事。
虽然忙，但我心里也在想，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直到2000年这个任务慢慢恢复。我被返聘回学院教普什图语。当时没有教材，我们边教书，边编写教材，积累了不少经验。后来技术慢慢成熟，电脑也有了普什图语的软件。
北青报：这期间，您委屈吗？
车洪才：我没有委屈，但经历过伤心的事。卡片曾经被毁坏过一批，我把卡片从办公室带回家，我女儿上大学，回来看到卡片，帮着我收拾。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卡片就那么放着，看一眼心里都难受。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
北青报：这36年，你都在做什么事？
车洪才：2000年，我返聘回校教普什图语，和张敏一边教书，一边编写教材，前前后后有四本。2008年至今，除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中间又与别的出の版社合作，编纂了三本普什图语字典，其中还有一本军事用语词典。这些词典都是根据《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母本进行参考。那么多年都干什么了，这些词典就是见证。
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
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
“这本词典虽然不是百科性词典，但由于语言背景比较特殊，涉及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及与宗教有关的词条，也用简单的文字略加介绍，免得读者无处查阅。”车洪才说，自己有时候转了一上午，为了确定一个词，而有时，一天也搞不出几个词。
他和搭档整理10万张词汇卡
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
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x15cm规格的卡片。
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然而，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办公室装修，他发现卡片竟被工人们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发了一通脾气以后赶紧将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验后发现还是少了很多。
“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搬回家的卡片就这么放着，车洪才看一眼都觉得心里难过，“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
当年的任务被渐渐遗忘
10万张词汇卡抄写完成，词典的编著工作进度是70%。正当任务讲稿完成时，车洪才与他的搭档的人生经历变化，任务渐渐被遗忘。
“好像没有人再提起这本词典，它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后期的主要编纂者之一张敏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变化的时代里，大家都各搞各的工作去了。
在车洪才提交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材料中，团队有6个人。车洪才与张敏是主编，最早参与进来的宋强民也在编纂团队名单里。
宋强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国，车洪才自己的命运也因国家安排而不断变化，编纂词典的任务无暇顾及。
当年踌躇满志地接下编纂词典的任务，到2012年小心翼翼地拿着材料走进商务印书馆，历经34年。其间，车洪才回校教书，参与新专业建设，借调外交部在中东从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车洪才和张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图语，其间为教学筹备编写了4本普什图语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图语软件的缺乏，文字书写差异在编写教材中难以克服。直到2003年，车洪才在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找到一款普什图语软件。
普什图语词典的任务也在2008年前后得以恢复。此时车洪才和张敏教完两届学生，正式退休。两人没有事务牵挂，一碰头，决定就做了出来——将词典剩下的部分做完。
“国家与个人都在经历变迁，从中阿关系，到商务印书馆，也都在变化着。”商务印书馆外语室主任崔燕试图向北青报记者解释国家任务为何被遗忘。但最后，她也说不太清楚其中原委。“情况变化太大了。”崔燕说。
“他的团队人太少。”崔燕对比大部分中型以上词典的编纂工作，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团队的工作。崔燕回忆，当车洪才拿着词典的材料来到商务印书馆时，外语室编の辑团队心生敬佩，决定要做出这本词典。
“这个群体，多是不计名利，把文化传承视为担当。”崔燕从这位老教授身上看到老一代辞书人的典型特质，“你要知道，编纂一本词典，并不能作为科研项目，很多年轻的学者并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
如今所见的重要辞书《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是在1975年列入国家任务的。生于同时代的许多词典早已赫赫有名，而《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还待出の版。
老教授：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
北京青年报（以下简称北青报）：知道普什图语的人并不多，您是如何接触到这门语言的？
车洪才：1957年，我考上北京外语学院学习英语，大三时，国家有指示，从全国外语类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人学习小语种。考虑到小语种叫法有歧义，那时叫非通用语。可以去的国家有十几个，我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阿富汗的喀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普什图语。
当时，面对组织分配，没有挑选可言，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我们受到那一代的教育，具有那一代人的典型特点。
北青报：您是如何接下词典编纂任务的？
车洪才：1975年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制定了辞书出の版计划。计划中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承办。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借调到北京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任务交给电台，电台交给我们组，几经变化，任务又交给了我。
1978年，我带着编写词典的任务从国际台回到外语系，借调来一位改了行的毕业生作我的助手，以商务印书馆提供的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簒。
北青报：词典编纂的工作后来怎么停止了？为什么又再度编纂？
车洪才：当时大家都不考虑这个任务了。宋强民后来移民去了美国。我整年编写词典长期没有为系里做工作，1982年外语系要增开国际新闻专业，抽调我外出进行生源调查，论证开办国际新闻专业的可行性。后来，又去了外交部，忙于其他事，词典就被搁置了。我与宋强民后来见了一面，我们俩都没有提这件事。
虽然忙，但我心里也在想，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直到2000年这个任务慢慢恢复。我被返聘回学院教普什图语。当时没有教材，我们边教书，边编写教材，积累了不少经验。后来技术慢慢成熟，电脑也有了普什图语的软件。
北青报：这期间，您委屈吗？
车洪才：我没有委屈，但经历过伤心的事。卡片曾经被毁坏过一批，我把卡片从办公室带回家，我女儿上大学，回来看到卡片，帮着我收拾。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卡片就那么放着，看一眼心里都难受。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
北青报：这36年，你都在做什么事？
车洪才：2000年，我返聘回校教普什图语，和张敏一边教书，一边编写教材，前前后后有四本。2008年至今，除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中间又与别的出の版社合作，编纂了三本普什图语字典，其中还有一本军事用语词典。这些词典都是根据《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母本进行参考。那么多年都干什么了，这些词典就是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