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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没有身份的隐形人
他没有社保，开不了银行账户，签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车飞机，只能借别人的名义租房，无法和相爱的女子结婚。张强觉得“黑户”这个词恶心，但现实中，他仍摆脱不了这个令他耻辱和自卑的身份。从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证过期之日起，“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了空想，糟糕的生活已经纠缠了他18年。
记者_郭丽萍
深圳报道
摄影_赵炎雄
3月15日傍晚，在深圳大学门口，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从身旁驶过。“喏，人家可以自由考驾照、买车，我就不行。”他的脚步慢下来，声音也比前一个话题低了一档。
他年近五十，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他生活的城shi飞速地膨胀、奔跑着，而他的人生半径却被牢牢地界定。他没有社保，开不了银行账户，签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车飞机，只能借别人的名义租房，无法和相爱的女子结婚，就连朋友很久以前寄来的包裹，他能做的也只有把邮政通知单连同其他最重要的文件齐整地收进文件袋，任包裹继续躺在哪个仓库的角落里……
这与当初父亲给他取名“张强”的本意已远远背离。“就像一张引而不发的弓箭，一直是绷着的，很累。”他说。
这一切源于那张长85.6mm、宽54mm、厚0.9mm，而他现在已经还不曾拥有的卡片。它不起眼，却有着官方给予的带着权威的名字：居民身份证。《南方周末》曾在2011年报道说，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这样的“黑户”在全国有1300万。
张强觉得“黑户”这个词恶心，但现实中，他仍摆脱不了这个令他耻辱和自卑的身份。
隐形人
张强现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东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义租下的。片区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后，平时也开开玩笑，但遇到证件这个问题，就会不留情面地对张强说：“这是我的辖区，你不要给我惹麻烦！”
当天是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天色渐黑，张强正往表弟打工的餐馆里赶。在深圳，这座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裕起来的城shi，没有固定工作的张强每天都在认真考虑一日三餐吃什么的问题。而去表弟那不仅可以吃到好东西，还不用自己买单。
走到离南山区政府不远处的时候，蓝白相间的移动警务室进入张强的视野，里面一名警察低头忙着什么。
张强条件反射式地紧张起来。从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证过期之日起，“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成了空想。2003年“孙\志\刚事件”爆发之时，张强也在广州，他清楚地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结果——那个年青人因为没带证件，被民警带走，后来死了。
“这种事也可能落在我头上。”张强担忧。18年的时间里，他没少经历被查证件，地铁站、火车站，甚至是平淡无奇的马路上，随时会碰到的警察，避都避不开。
十年前路经东莞shi虎门zhen时，张强搭乘的大巴被拦下，十多名戴头盔、配着微型冲锋枪的执勤警察要查验乘客的证件。
张强第一次看到这种架势，他被叫下了车。报上身份证号码，对方查了之后说没有这个人，配枪的警察警觉起来。尽管不清楚将会面临什么，张强还是反过来安慰对方：“你们不用紧张，我戴眼镜的，对你构不成多大的威胁，如果识别不了我的身份，没关系，我把我的基本情况告诉你。”
被叫来的领导看了看，放他回车上。外人很容易嗅到张强的“无害”气息：身材敦实，剪着板寸头，方脸上驾着一副黑框眼镜，喜欢穿休闲服装和运动鞋，文质彬彬——属于“读过书，有文化”的人群。
但张强碰到过的警察，态度就有好有坏。好的，会为同事的傲慢向张强道歉；差的，招手喊一句“喂，你过来！”他说，就像“叫一条狗一样”。
“我尊重他们，不会抱怨或不配合。”张强已经有一套相对明智的应对法则，且知道如何说服自己让内心保持平衡，“即使态度差，我也知道不是针对我，虽然心里不舒服，但也承受得了。”
第一次进派出所的情形，张强记忆犹新。那是2012年的11月，夜里十点多钟，他被两名便衣从住所带上了车。这辆挂着普通牌照的小车穿过深圳科技园一条偏僻、没有路灯的道路，路边的工厂早已下班，不见人迹，便衣一左一右地将张强夹在中间，没人说话。张强想着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进派出所，治安队长就迎上来：“你怎么可以发这个东西呢，那是你说的话吗？”张强在微\博上看到一些“领导的兄弟姐妹都出国，国外的身份都有了，我连个合法身份都没有。”顺手把它转到了一个qq群里。
问题出现在做笔录核实身份的时候。
“叫啥名儿啊？”
“张强。”
“身份证呢？”
“没有。”
“身份证号码？”
张强把仅有的已经过期的第一代身份证号码报给他。“人家都18位数你怎么就15位数呢？”这位姓沈的治安队长记下姓名、号码，转身到另一个有电脑的小房间。在东北出生、长大的张强听得出他的东北口音，原先悬着的心已稍稍平复了些。
回来的时候，治安队长有点不高兴，态度严厉：“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名，你这事可大可小，你实话实说你叫什么名？你到底什么身份？”
“我真的叫张强。”
“那你拿不出证件。”
“我拿不出证件也叫张强。”
做笔录的治安队长在电脑上查找一番再次无功而返就火了：“你老实交代你到底叫什么。”声音尖锐。派出所里其他五六个人也都盯着张强开导：“看你也不像个坏人，做完笔录就可以走了，你快点说你到底叫什么，你到底怎么回事。”
张强解释：“我没必要骗你们，我对法律至少是懂一点的，在身份这事上面我撒不了谎。如果实在不信，我给你们个建议，打电话去广州公安局天河分局核实，还有我以前读书的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再不行的话，天亮了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他还把一些校领导的名字如数家珍地报了一遍。
一直折腾到天快亮了，原本不能喝水、不能坐着的张强才得以由一名保安领着去上了趟厕所。张强听到一个警员在电话里跟另一端讨论，15位的年份不完整，加上“1”、“9”两位数，最后位用“x”代表。张强这才有了18位数的身份证号码，而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由15位升18位的规定，早已出台13年之久。
走的时候，张强问警员，如果在外边再遇到警察查证件，报这18位数号码有没有效。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张强不想过多纠结于这个问题，只想着快点离开。当时的他还未曾料到，第二年3月因为转发了一幅漫画而再次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公安部系统还是找不到他的资料，他依然是个“隐形人”。
他的律师李志勇后来分析，可能是公安部门有人失职没有将张强的信息报到公安部，导致公安部人口信息库里没有他的资料。
张强现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东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义租下的。片区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后，平时也开开玩笑，但遇到证件这个问题，就会不留情面地对张强说：“这是我的辖区，你不要给我惹麻烦！”
丢**份
这些年，张强面对警察时重复得最多的话，恐怕就是他在大学里因为一门成绩不及格怎么被误处理为退学，进而蝴蝶效应般地影响到毕业、户口、身份证，和现在的一切。
十年间，深圳这个“改革开放之窗”要查的证件，已经从以前的边防证、暂住证演变到居住证、身份证，但终归离不开一个“证”字。张强因为没有证件引起的折腾经历，仍在各个角落重复上演。去年，在深圳南头，张强被守在路口的三五个警察招过去。像以往遇到的每次查证件一样，张强努力克制着心里的抵触、不安，花上十几分钟把没有证件的原因再次“背了一遍”。
张强把各种重要的文件、资料按类别整齐地归在不同的文件夹里，然后放进一个红色塑胶文件袋，上边有蜘蛛侠的卡通图案。其中有一份是他所在的化工机械系党支部书记杨爱云1990年写给学生科的手迹，提到张强的“退学处理经复查有误”。这张泛黄的薄纸差点被张强丢弃，揉皱的痕迹依然清晰。他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些重要的原件寄存在律师那，他担忧哪天在街上被抢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他身份证问题的“有效证据链”。
考入华南理工大学之后，张强在1986年办了第一张身份证，那是中国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开始试行的第三年，上面注有“有效期限10年”的字眼。照片里的张强，留着当时流行的三七分头，20岁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张不起眼的卡片正在积蓄着足以改变他后来人生的力量。
张强的大三，适逢上世纪80年代末理想主义澎湃的年代。开学复课后，一纸退学通知紧随而至，理由是他有一门必修课考试和补考都未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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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没有身份的隐形人
他没有社保，开不了银行账户，签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车飞机，只能借别人的名义租房，无法和相爱的女子结婚。张强觉得“黑户”这个词恶心，但现实中，他仍摆脱不了这个令他耻辱和自卑的身份。从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证过期之日起，“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了空想，糟糕的生活已经纠缠了他18年。
记者_郭丽萍
深圳报道
摄影_赵炎雄
3月15日傍晚，在深圳大学门口，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从身旁驶过。“喏，人家可以自由考驾照、买车，我就不行。”他的脚步慢下来，声音也比前一个话题低了一档。
他年近五十，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他生活的城shi飞速地膨胀、奔跑着，而他的人生半径却被牢牢地界定。他没有社保，开不了银行账户，签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车飞机，只能借别人的名义租房，无法和相爱的女子结婚，就连朋友很久以前寄来的包裹，他能做的也只有把邮政通知单连同其他最重要的文件齐整地收进文件袋，任包裹继续躺在哪个仓库的角落里……
这与当初父亲给他取名“张强”的本意已远远背离。“就像一张引而不发的弓箭，一直是绷着的，很累。”他说。
这一切源于那张长85.6mm、宽54mm、厚0.9mm，而他现在已经还不曾拥有的卡片。它不起眼，却有着官方给予的带着权威的名字：居民身份证。《南方周末》曾在2011年报道说，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这样的“黑户”在全国有1300万。
张强觉得“黑户”这个词恶心，但现实中，他仍摆脱不了这个令他耻辱和自卑的身份。
隐形人
张强现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东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义租下的。片区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后，平时也开开玩笑，但遇到证件这个问题，就会不留情面地对张强说：“这是我的辖区，你不要给我惹麻烦！”
当天是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天色渐黑，张强正往表弟打工的餐馆里赶。在深圳，这座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裕起来的城shi，没有固定工作的张强每天都在认真考虑一日三餐吃什么的问题。而去表弟那不仅可以吃到好东西，还不用自己买单。
走到离南山区政府不远处的时候，蓝白相间的移动警务室进入张强的视野，里面一名警察低头忙着什么。
张强条件反射式地紧张起来。从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证过期之日起，“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成了空想。2003年“孙\志\刚事件”爆发之时，张强也在广州，他清楚地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结果——那个年青人因为没带证件，被民警带走，后来死了。
“这种事也可能落在我头上。”张强担忧。18年的时间里，他没少经历被查证件，地铁站、火车站，甚至是平淡无奇的马路上，随时会碰到的警察，避都避不开。
十年前路经东莞shi虎门zhen时，张强搭乘的大巴被拦下，十多名戴头盔、配着微型冲锋枪的执勤警察要查验乘客的证件。
张强第一次看到这种架势，他被叫下了车。报上身份证号码，对方查了之后说没有这个人，配枪的警察警觉起来。尽管不清楚将会面临什么，张强还是反过来安慰对方：“你们不用紧张，我戴眼镜的，对你构不成多大的威胁，如果识别不了我的身份，没关系，我把我的基本情况告诉你。”
被叫来的领导看了看，放他回车上。外人很容易嗅到张强的“无害”气息：身材敦实，剪着板寸头，方脸上驾着一副黑框眼镜，喜欢穿休闲服装和运动鞋，文质彬彬——属于“读过书，有文化”的人群。
但张强碰到过的警察，态度就有好有坏。好的，会为同事的傲慢向张强道歉；差的，招手喊一句“喂，你过来！”他说，就像“叫一条狗一样”。
“我尊重他们，不会抱怨或不配合。”张强已经有一套相对明智的应对法则，且知道如何说服自己让内心保持平衡，“即使态度差，我也知道不是针对我，虽然心里不舒服，但也承受得了。”
第一次进派出所的情形，张强记忆犹新。那是2012年的11月，夜里十点多钟，他被两名便衣从住所带上了车。这辆挂着普通牌照的小车穿过深圳科技园一条偏僻、没有路灯的道路，路边的工厂早已下班，不见人迹，便衣一左一右地将张强夹在中间，没人说话。张强想着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进派出所，治安队长就迎上来：“你怎么可以发这个东西呢，那是你说的话吗？”张强在微\博上看到一些“领导的兄弟姐妹都出国，国外的身份都有了，我连个合法身份都没有。”顺手把它转到了一个qq群里。
问题出现在做笔录核实身份的时候。
“叫啥名儿啊？”
“张强。”
“身份证呢？”
“没有。”
“身份证号码？”
张强把仅有的已经过期的第一代身份证号码报给他。“人家都18位数你怎么就15位数呢？”这位姓沈的治安队长记下姓名、号码，转身到另一个有电脑的小房间。在东北出生、长大的张强听得出他的东北口音，原先悬着的心已稍稍平复了些。
回来的时候，治安队长有点不高兴，态度严厉：“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名，你这事可大可小，你实话实说你叫什么名？你到底什么身份？”
“我真的叫张强。”
“那你拿不出证件。”
“我拿不出证件也叫张强。”
做笔录的治安队长在电脑上查找一番再次无功而返就火了：“你老实交代你到底叫什么。”声音尖锐。派出所里其他五六个人也都盯着张强开导：“看你也不像个坏人，做完笔录就可以走了，你快点说你到底叫什么，你到底怎么回事。”
张强解释：“我没必要骗你们，我对法律至少是懂一点的，在身份这事上面我撒不了谎。如果实在不信，我给你们个建议，打电话去广州公安局天河分局核实，还有我以前读书的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再不行的话，天亮了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他还把一些校领导的名字如数家珍地报了一遍。
一直折腾到天快亮了，原本不能喝水、不能坐着的张强才得以由一名保安领着去上了趟厕所。张强听到一个警员在电话里跟另一端讨论，15位的年份不完整，加上“1”、“9”两位数，最后位用“x”代表。张强这才有了18位数的身份证号码，而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由15位升18位的规定，早已出台13年之久。
走的时候，张强问警员，如果在外边再遇到警察查证件，报这18位数号码有没有效。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张强不想过多纠结于这个问题，只想着快点离开。当时的他还未曾料到，第二年3月因为转发了一幅漫画而再次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公安部系统还是找不到他的资料，他依然是个“隐形人”。
他的律师李志勇后来分析，可能是公安部门有人失职没有将张强的信息报到公安部，导致公安部人口信息库里没有他的资料。
张强现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东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义租下的。片区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后，平时也开开玩笑，但遇到证件这个问题，就会不留情面地对张强说：“这是我的辖区，你不要给我惹麻烦！”
丢**份
这些年，张强面对警察时重复得最多的话，恐怕就是他在大学里因为一门成绩不及格怎么被误处理为退学，进而蝴蝶效应般地影响到毕业、户口、身份证，和现在的一切。
十年间，深圳这个“改革开放之窗”要查的证件，已经从以前的边防证、暂住证演变到居住证、身份证，但终归离不开一个“证”字。张强因为没有证件引起的折腾经历，仍在各个角落重复上演。去年，在深圳南头，张强被守在路口的三五个警察招过去。像以往遇到的每次查证件一样，张强努力克制着心里的抵触、不安，花上十几分钟把没有证件的原因再次“背了一遍”。
张强把各种重要的文件、资料按类别整齐地归在不同的文件夹里，然后放进一个红色塑胶文件袋，上边有蜘蛛侠的卡通图案。其中有一份是他所在的化工机械系党支部书记杨爱云1990年写给学生科的手迹，提到张强的“退学处理经复查有误”。这张泛黄的薄纸差点被张强丢弃，揉皱的痕迹依然清晰。他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些重要的原件寄存在律师那，他担忧哪天在街上被抢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他身份证问题的“有效证据链”。
考入华南理工大学之后，张强在1986年办了第一张身份证，那是中国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开始试行的第三年，上面注有“有效期限10年”的字眼。照片里的张强，留着当时流行的三七分头，20岁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张不起眼的卡片正在积蓄着足以改变他后来人生的力量。
张强的大三，适逢上世纪80年代末理想主义澎湃的年代。开学复课后，一纸退学通知紧随而至，理由是他有一门必修课考试和补考都未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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